“好想赢韩国，真的好想赢韩国！”。

2013年第三屆世界棒球经典赛十六强台湾中华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上，面对已经失分无力挽回的局面，台湾著名体育主播徐展元泪洒当场，哽咽着发出了心中呐喊。

体育比赛裹挟民族情绪早已为世人所观察到，就像永远的阿根廷对英格兰足球对决，借以让阿根廷人同仇敌忾的因素正是英阿马岛战争中阿根廷投降的耻辱结局。台湾人对韩国人的“敌视”，虽然并非源自战争，却因为经济领域屡屡的激烈碰撞反而涉及更多层面和更多的人群。

两者同为亚洲四小龙，有相同的起点。而在经济的发展方向上，又都把半导体电子产业当作重头戏。台湾有了新竹科学园，韩国便要打造板桥科技谷成为亚洲硅谷。台湾台积电拿下苹果手机芯片的代工订单，韩国三星立刻抢先布局下一代工艺线。双方从半导体到液晶面板，从元器件到终端设备，几乎在每一个电子科技的细分领域都发生了冲突，这种全面的，长期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民的心态。从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台湾为什么不如韩国？”“其实韩国没有那么强”之类的正反报道，到网络论坛各种真假难辨的关于韩国人又宣称xxx属于韩国的小道消息，充斥在每个人的舆论场中。翻腾的讯息反映的是翻腾的民意，情绪化的口水蔓延四溢，除了满足喷子的发泄欲，根本无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

两地的竞争，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开始。彼时台湾率先转型成功，已牢牢掌握计算机零组件供应链。韩国则从半导体切入，艰难启动追赶旅程。到新世纪后，双方在液晶面板的竞争更是堪称硬碰硬的史诗级商业战争，不但展现了商业世界的决断胆魄，也有着意味深长的关于复杂人性的细节，以至于有人专门写下《液晶演义》一书，总结和记录这段历史。

液晶大战

在《液晶演义》这本书中，韩国企业的竞争方法被总结为逆周期投资战略，其含义是，当行业处于低谷时，不但不收紧支出，反而要大举投资，扩大产能，将价格压低，如此一方面抢占竞争对手的市场，另一方面，低价能够刺激新的市场需求，带来一轮行业复苏，再在繁荣期赚回投资。这种悖逆经济规律的逆投资方法风险极大，要先承受巨额亏损，没有政府的支持是很难坚持的。

三星和LG正是利用了逆周期投资原理，趁1997年经济危机后日本厂商收缩产线的时机，大举扩张占领了市场，一举夺得了超过50％的全球市场份额。逼迫不甘心失败的日本厂商采取联台制韩策略，在1998年将TFT－LCD技术转让给台湾厂商。然而这个培养盟友的计划，却成了日本厂商最大的错误。盟友成长起来后既冲击了敌人的地盘，也犹如猛虎出柙，立刻摆脱了控制。就这样，日本面板业从此节节败退，被韩台两大势力彻底超越。

经此一役，台湾诞生了所谓的面板五虎，瀚宇，友达，广辉、奇美和华映，从2001年开始，五虎接连开建新世代工厂，将尺寸一步步扩大，市场占有率也一度超过韩国。恰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台湾和韩国厂商尽管一再扩厂，但产量都被中国大陆崛起的巨大市场所吸收，因而，整个行业经历了蓬勃的繁荣期。这种大好局面一直持续到 2010年，才因为美欧反垄断事件的爆发而踢到铁板。

事情起因于美国和欧洲接连开始调查韩国和台湾面板厂商的价格垄断行为，但三星集团为了免于处罚，还在调查过程中就突然向欧盟认罪，并转为污点证人，举报了LG和台湾面板厂，直接导致上述企业被欧盟重罚。这次“背信出卖”事件令台湾群情激愤，痛批三星不讲道义，是乘机打压竞争对手之举。然而木已成舟，商场本就是尔虞我诈之地，独自脱身的三星彻底撕破了与同行原本还留有一丝温情的纽带，剩下的就只有残酷的割喉战了。

到了2011年，尽管全行业亏损，三星仍然使用低价策略倾销，意图逼迫台厂出局。深陷困境的台湾面板五虎不得不合并重组，最终形成群创和友达的双雄局面。同时，台湾当局也松绑对大陆投资限制，让面板厂可以进入已是全球最大液晶市场的中国大陆设厂。双管齐下后台厂才终于熬过了艰难时刻，迎来随后的产业复苏。但不幸的是，此时面板竞争又开始了一轮技术革新，而元气大伤的台系面板厂已经无力跟进了。

目标，下一世代

商业战场从来波诡云谲，时代的变化让任何成功的法则都可能在下一秒就失去效用。台湾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刚刚以为凭着尺寸优势熬过低谷期就可以战胜对手时，新的技术又开启了新的时代。当三星带着OLED技术出现在苹果新机的供应商名单的时候，台湾人明白，他们即将错过一个时代。此时，在液晶产业不仅韩国地位稳如磐石，更可怕的是，中国大陆的京东方也在崛起，并且同时从传统LCD领域和新兴OLED两个方向夹击。这种困境最直观的反映便是在2016年群创和友达销量直落到第四五名，被京东方一举超过。

下一步怎么办？LCD已是群虎环饲，而且需求已达顶峰，新兴的OLED技术由于资金有限，没有及时跟进已经在技术和产量上大幅落后。恐惧之下，台湾人想到了技术超越的办法。这一次，他们相中了MicroLED技术。

MicroLED比OLED的色彩更艳丽，尺寸更薄，功耗更低，寿命更长，响应也更快，但最大的缺点是，生产难度大，技术不成熟，尤其是涉及更换基板衬底的巨量转移技术，需要将大量微芯片转移到玻璃基板上，其精度，一致性和作业速度是极大的考验。因此，至今仍没有商用的量产品问世。

2016年底，由台湾工研院领头，联合四十家岛内企业建成巨量转移技术联盟，意图以集体的力量突破难关，攻克MicroLED制造难题。工研院电光所长吴志毅认为，台湾拥有完善的半导体制程，LED和液晶产业，在MicroLED这个涉及到多种技术的新领域里，台湾的产业集群优势是确保其领先于韩国和大陆的条件，因此，为了再一次赶超韩国，台湾面板厂必须押注于MicroLED上。

从逻辑上说，台湾的选择无可厚非。立足于自身的优势，避开明显已经成为红海的竞争领域，布局下一代技术方案上。但历史教训也告诉我们，产业的发展从来不是线性的，突如其来的技术飞越，角落里杀出的新势力，都可能让你苦心构筑的壁垒成为像马奇诺防线一样的笑柄。即使在面板行业，也曾经有过等离子，背投等风行一时的技术迅速被淘汰的惨痛教训。MicroLED固然看起来优点很多，但困难也一样不少，更何况OLED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当中，未必就没有赶上前者性能的可能性。

而且，退一步说，即便MIcroLED如愿成为了下一代显示的主流方案，但台湾人的对手，韩国三星和LG同样储备了技术。而大陆企业京东方在国内学界和政府的支持下，也具备了相当强的攻关实力。

所以，尽管台湾产业界摆出了全力冲刺的姿态，但未来鹿死谁手仍然未为可知。

模式之争

韩国和台湾的面板之争，如果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其实质是两地两种商业模式，甚至政府产业政策的交锋。

韩国是典型的财阀经营模式，仅仅一个三星集团，产值就占据了韩国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在显示行业，三星自己既生产面板，又制造终端产品。这种把每一个铜板都赚尽的经营模式让三星在收获产业霸主地位的同时，也丧失了开放的灵活性。几年前三星的晶圆代工水平曾一度领先台积电，但苹果公司始终不愿把太多的代工订单给三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三星本身也制造手机，而且是苹果最大的竞争对手。没有人会把命运交托在敌人手上，即使有过短暂的合作。这便是台系厂商能够跟随苹果公司成长吃到最大红利的原因。

台湾人更青睐分工模式，做晶圆的台积电，做封装的日月光，做面板的群创和友达，大家都严守边界，以纯粹的供应商身份嵌入全球产业链。也因此，台湾企业与韩国财阀的竞争总是像车轮战一般，由不同选手轮番上场，跟同一个对手鏖战。

两种商业模式背后，还有着政府不同的角色定位。韩国政府素来有扶持财阀的传统，在三星九十年代刚刚进入液晶行业时，曾年年亏损，但政府给了超过60亿美元的政策贷款帮助其度过难关，后来更是享受了多年的税收减免。台湾则更信仰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政府单位保守谨慎，不愿过多介入市场。郭台铭就曾抱怨说“全球只有一个市场没有政府支持，那就是台湾”。近年来当局更是在民粹的影响下，多次阻拦科技企业向大陆的投资。所以台韩企业间的竞争，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

当然，传统而言市场经济本不应该让政府过分发挥引导指挥作用，但对半导体和面板等重投资行业来说，这个规律却并不适用。面板产线投资大，回收周期长，而且有着逆周期投资的特点，单靠民间资本很难坚持下来，这就需要国家的力量支持。这是韩国厂商得以战胜日本的关键，也是持续对台厂形成竞争力的优势。近些年来，台湾方面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所以在发展下一代MicroLED技术的当口，由官方背景的工研院出面组织产业同盟，力图协调内部资源避免内耗。

但政府干预也并非没有弊端。一是政府资金容易遭到滥用，二是监管者与大企业利益绑定，会打压创新。韩国财阀与政治的勾连之深，我们稍微有关注新闻的都能见识到，这就是裁判下场竞争，必然破坏比赛公平性的表现。那么，怎么样既引入政府力量，又保有公平竞争环境呢？这就要说到中国大陆独特的地域竞争模式了。

显然中国政府是乐于支持大企业的，这看起来似乎与韩国颇为相似，但区别却在于，与企业深度绑定的往往是地方政府。在某个地方，一个大型企业能独享政府资源，但它的竞争对手一样能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背书，这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地域竞争模式，即地方政府携龙头企业互相竞争的局面。中国面板行业的两大巨头，京东方背后是北京，合肥政府的大力支持，而第二名的华星光电也少不了深圳政府的影子。所以中国大陆的产业界，是既有政府扶持，又有相互竞争，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都有足够空间的独特环境，既可攻于国门之外，亦可守成于国内市场，弹性十足。这正是大国市场带给行业的巨大红利。

反观韩国和台湾，两地由于市场太小，无法形成如大陆般的多个经济区域。所以，产业政策要么像韩国一样，由中央政府深度介入，抱团与外国企业竞争，要么如台湾，主要靠企业自己出头。这两种方式在现代科技产业竞争中，都有着各自的缺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和韩国这对曾经龃龉不断的老对手，其未来面板产业真正的威胁，其实正是飞速崛起的大陆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