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的韩国出租车司机黄相基（Hwang Sang-ki）的家是一座混凝土平房，他坐在家中的地毯上，手里紧紧握住一个小手袋，从里面拿出一张快相，13个年轻女子的笑脸映入眼帘。她们是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的工友， 这天都休息，女孩们排成了三排，互相揽着靠着拍下这张照片。

　　「在这儿，」黄相基指着中间的两个姑娘说。她们在一家半导体工厂的同一条生产线上做同样的工作，而且还是相邻的工位。她们的工作是把计算机芯片浸入一桶化学原料中。她们俩都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是一种病情发展特别快的血癌。其中一个就是黄相基的女儿黄于宓（Hwang Yu-mi）。在韩国，每十万人中只有三人死于白血病。「她们一起工作，然后又都相继离世，」黄相基说。

　　这两位姑娘、以及几十个其它三星工人得了白血病及其它罕见癌症的事情如今在韩国已是家喻户晓。今年2月和3月，有两部电影先后在韩国公映。影片描述了黄家等家庭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如何与韩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企业抗争。

　　2月份上映的影片《又一个承诺》（Another Promise）讲述的就是黄相基和他女儿的故事。黄于宓2003年开始在三星的半导体工厂工作，那年她18岁，其后于22岁病逝。

　　黄相基剃了个平头、发色斑白，棕色眼睛，笑起来眼角周围有很深的鱼尾纹。在片子里面演绎他这个角色的是47岁的韩国演员朴哲民（Park Chul-min）。他在《又一个承诺》中扮演的人物与一家虚构的、名为真星（Jinsung）的公司进行抗争。《韩国先驱报》（The Korea Herald）把这部电影称作是「韩国电影业、同时也是韩国民主事业意义深远的一大成就。」

　　3月6日上映的纪录片《贪欲帝国》（Empire of Shame）则近距离记录了黄家和其它几个三星工人家庭的故事。影片把焦点集中在黄相基如何调查披露电子工厂、特别是半导体工厂使用致癌物上。自黄相基开始他的行动以来，维权人士已经在几家三星工厂发现了58例白血病病例和其它血液相关的癌症病例。三星拒绝对本文病例置评；它在一份声明中称，公司在2011年斥资8800万美元用于维护和改善与安全相关的基础设施。

　　黄相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韩国政府保险基金那里给罹患癌症的工人争取到赔偿金。在黄相基和电影等的推动下，韩国正兴起一场讨论，关于国家经济的神奇崛起是以什么为代价。在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三星等科技企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许多韩国人也以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为傲。这场讨论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韩国政府过去的一些做法。以前的独裁政府和国内企业关系密切，为了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给予了企业相当大的权力。今天的经济繁荣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在韩国首都首尔以南约32公里的地方，一处围墙环绕的封闭园区内，器兴区半导体工厂就建在里面。工厂建于1984年，是当时韩国领先的半导体生产工厂，那时候芯片收入占到了三星电子总收入的80％左右。能在器兴装配线上工作曾经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情。

　　许多韩国人对三星满怀崇敬，部份是因为三星的成功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崛起的真实写照。1961年， 朝鲜战争（Korean War）停战八年后，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92美元，比苏丹、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要低。而到了去年，韩国已然成为全球第15大经济体。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有近24 ％ 来自于三星集团（Samsung Group）的收入，三星集团下属有几十家企业，包括一家生命保险公司，一家重工业公司（它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造船厂），当然还有三星电子。

　　2003年，黄于宓在韩国东北部港口城市束草（Sokcho）念高中，但她父母供不起她上大学，因此那年器兴半导体工厂的校园招聘吸引了她的注意。她符合几个基本条件：成绩好、出勤率高、没有不良记录。她还通过了体检要求。

　　2003年10月的一个早晨，于宓和她的父母坐上父亲的出租车，来到束草的巴士总站。其它被三星录用的、和于宓同班的女生正登上开往器兴区的一辆巴士。器兴在束草西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老师和家长聚在一起欢送学生，「这是于宓第一次离家，」黄相基说。

　　在器兴厂区，她们被安排住在高层宿舍楼里，四个人一间。高楼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只是在大楼的每一侧都用淡紫色的整齐韩文写着这栋宿舍楼的名称。在经过几周培训后，她们正式上岗了。

　　据法庭文件显示，于宓被分配到了3号线工作。每天她从头到脚都要穿上无尘服、戴上无尘手套，与其说是保护她自己，其实更多的是为了给半导体保持一个无尘的环境。她所在的生产线生产三星「系统」芯片，用来驱动设备工作。于宓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半导体生产的扩散流程，第二个工作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做「湿蚀刻」。